名副其实的中流砥柱——从两种路线看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历史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不仅体现在学界高度重视的思想引领、统一战线、群众动员、军事斗争等层面，更在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最早发动者，是抗战前线的最坚决抗击者。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抗战实践与一贯立场

　　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参与和领导，远早于1937年7月7日全国抗战爆发，也早于1935年《八一宣言》的发表。

　　1931年9月19日，在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所以能占据满洲，完全是国民党军阀投降帝国主义的结果”，“只有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的政府（苏维埃政府）是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政府。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将帝国主义逐出中国！”这份宣言不仅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本质，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政权的不抵抗政策，并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必将带领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血战到底的决心与信念。

　　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号召全中国工农兵士一致反对日本强暴占领东三省，以解放中国。同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还发表《关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的宣言》。

　　9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提出当前中心任务是“加紧的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群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坚决的无情的革命斗争上来”。

　　这些文献表明，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准确判断中日民族矛盾已成为当时中国主要矛盾，在一开始就走到了抗日的最前列。

　　1932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发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公开对日宣战。这一宣言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除上述文献史实外，中国共产党还通过具体革命实践，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1934年7月，红七军团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携带160万份抗日宣传文件从江西瑞金出发，执行宣传抗日主张等任务。方志敏率部转战闽浙皖赣四省，虽然最终并未成功，但在沿途亮出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旗帜，散播了抗日火种。他在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至今读来仍令人动容：“亲爱的朋友们，不要悲观，不要畏馁，要奋斗！要持久的艰苦的奋斗！把各人所有的智慧才能，都提供于民族的拯救吧！无论如何，我们决不能让伟大的可爱的中国，灭亡于帝国主义的肮脏的手里！”

　　1935年，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明确指出：“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呼吁全国各党派“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上述史实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抗战立场是一贯的、坚定的。从思想动员到舆论宣传，从组织建设到发动斗争，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全民族的立场上，践行着“两个先锋队”的历史使命。这种历史主动性和政治预见性，是其成为抗战中流砥柱的重要基础。而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则缺乏这种远见和担当。

　　两种抗战路线的本质区别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存在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一条是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全面抗战路线，另一条是国民党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两种路线差异的根源在于两党截然不同的阶级立场和政治理念。

　　一方面，蒋介石政权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充分暴露出将阶级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上的本质。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对日妥协退让，执意打内战，先后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丧权辱国的协定，承认日本在中国领土上的驻兵权，划绥东、察北和冀东为日军自由行动区，使华北置于日本的监视和控制之下。这些行为完全背离了民族大义，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阻碍了全国抗日力量的发动。后来即便开始抗日，其根深蒂固敌视忽视人民、自始至终组织能力低下的片面抗战路线也无法承担起领导全民族抗战的历史重任。

　　另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的虚弱本质必然要单纯盲目依赖“国联”、依赖欧美，缺乏自主抗战的决心、信心、勇气和能力。1931年9月，国民政府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就日军对东北的侵略向“国联”正式提出控诉，请求“国联”主持公道。然而，日本不仅无视“国联”的裁决，反而加紧在东北扶持傀儡政权，并于1933年宣布退出“国联”。“国联”调解的失败证明，单纯依赖外部力量解决中日冲突不切实际，不仅成效甚微，还在无形中纵容放任了日本的侵略野心和无耻图谋，使中国丧失许多奋起反抗的机遇，给抗日战争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人民立场。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明确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实行精兵简政、减租减息政策，既改善农民生活、调动其积极性，又团结地主阶级共同抗日；开展大生产运动，实现自力更生、自给自足；推行民主选举，建立“三三制”政权，最大限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连续打退或制止国民党顽固派三次反共高潮，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两种路线背后的作风差异也十分明显。“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得到人民的深刻认同和全力支持。此外，中国共产党通过广泛开展文化建设、精神动员等，推动了民族文化的新发展；通过争取国际友人，打开国际传播局面，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真诚尊重。

　　两种路线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代表全民族利益，通过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战略和组织方式，深入民众，成功动员广大人民投身抗战；而国民党由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畏惧真正发动群众，始终未能实现全民族抗战的彻底动员。历史雄辩地证明：只有真正代表人民利益、坚守民族立场的政治力量，才能领导全民族抗战走向胜利。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历史承载过去，也启迪未来。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重新审视抗战历史，能够为我们提供宝贵的精神资源和历史智慧。

　　坚持人民至上是克敌制胜的法宝。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关键在于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今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同样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始终把改善人民生活、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保持历史主动性是应对风险挑战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表现出来的历史预见性和战略主动性，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面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等新形势，中国提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展现出负责任大国的历史担当。我们沉着冷静、自力更生，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突破“卡脖子”难题，这既是坚持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举措，亦是发扬历史主动的题中之义。

　　爱国主义是凝聚民族力量的强大精神纽带。抗战时期，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今天，我们仍要继续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特别在涉及台湾问题等国家主权问题上，要牢牢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让两岸同胞共同铭记抗战历史，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密不可分的命运共同体。

　　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抗战历史告诉我们，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当前，中国正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既强调独立自主又注重开放合作。我们要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发扬斗争精神，坚定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要切实用好红色资源，批驳历史虚无主义。近年来，一些人试图歪曲抗战历史，否定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特别是一些境外敌对势力在各类平台进行信息污染，刻意操纵舆论风向。对此，我们要认真加强史料整理和研究，通过纪念馆、博物馆、影视作品等多种形式，再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史事。让青年一代全面了解真实的历史，真正传承红色基因，坚定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作者 王永杰，系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副校长、教授）